1978改革之发轫: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

2019-11-08 21:32:37 来源:巷口新闻网

图/新华)1978:改革之发轫《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赵一苇发于第905期《中国新闻周刊》1978年6月30日晚11点,夜色已浓,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依然灯火通明。1978年2月,山西省闻喜县南郭村19名社

(1978年12月22日,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从左至右)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照片/新华社)

1978年:改革的开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赵一伟

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905期

1978年6月30日晚11点,天色已暗,人民大会堂东厅依然灯火通明。

这是一次持续了7个多小时的会议。中央政治局正在听取顾牧对欧洲五国访问的报告。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以及两位副总理王镇、康施恩将出席会议(邓小平将另行听取报告)。

顾牧为这份报告做了周密的准备。他手中的15000字“欧洲五国访问报告”是一个代表团在半个月内写的。但是他没想到会议会持续这么久。

来自外部世界的新信息震惊了所有听报告的人。这些领导人都说,现在是我下定决心采取措施对外开放的时候了。

“我们第一次筹集了65亿元,第二次筹集了180亿元。现在我们有了一些新想法,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华国锋说道。

农村政策悄悄地改变了方向。

“没有泄漏!”

1978年2月,山西省闻喜县南国村的19名成员冒了很大的风险,悄悄签订了一份农户固定农业产量的合同。这四个字用红色手印写在每份合同上。

起草秘密合同的人是张冰心,他是南国村第三生产队的队长。他悄悄地在村里找到了19名勇敢的成员,并以生产队委员会的名义与他们签订了一份合同,其中规定"剩余部分归他所有"。到秋季,19个成员承包的棉田总产量超过8000斤,比上年翻了一番多。

这是中国农村改革中真正的第一个村庄。比安徽省肥西县小井庄固定家庭定额约9个月的时间早,比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固定家庭定额约10个月的时间早。

(1978年冬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名农民用红色手印按下了“包干”合同。照片/新华社)

然而,它位于“农业大寨”的发源地山西。这个“第一村”还没有变成气候。支持这一事件的闻喜县县委书记张士贤也受到了省农业委员会的批评。

安徽省楚县地委书记王赵宇也支持生产团队的自主权,但他的命运却截然不同。1977年春,他主持了一次基层农村调查,并向省委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实施农村经济政策的六项措施。当时,省委领导不赞成这份报告,仍然强调“向大寨学习”,坚持依法治国。直到1977年6月,中央政府改组了安徽省委领导,万里被调任安徽省委一秘,王赵宇的报告才引起万里的注意。

安徽省委根据楚县地委的报告,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省委六条》)。文件强调,农村工作要以生产为重点,实行按劳分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市场贸易等。

王赵宇后来担任安徽省省长和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担任秘书多年、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崔传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随着“省委六条规定”的实施,安徽农村政策有所放松,人们的思想也变得活跃起来。一些地方秘密实行多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如小农户承包生产,口粮田承包生产。事实上,这拉开了安徽农村改革的序幕,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警钟。

1978年2月,《人民日报》在其头版发表了《省委文件的诞生》,向全党推荐了安徽的“六个省委”。

在基层和地方层面,中国农村经济政策悄然改变方向,“向农业大村学习”的口号逐渐被“落实农村政策”的声音所取代。但在最高层,差异仍然很严重。

1978年全年,冀登奎作为主管农村事务的常务副总理,正在筹备定于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主题是经济工作,核心是农业。纪登奎主持起草了两份农业文件,一份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另一份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修订。

前冀登奎书记、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华国锋、陈永贵等领导主张更好地推广大寨系统,特别是希望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团队更快过渡到生产团队。纪登奎主张稳定生产队伍基础,给予农民更多的经济活动自由。他多次公开与陈永贵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大寨经验的核心内容,如“切断资本主义的尾巴,收集私有土地,限制家庭副业生产,废除公平贸易”。

这两份文件是在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该文件提出了“三能”,即可以按定额记录工作点,可以记录工作点并按时发表意见,还可以将工作分配给工作团队。但与此同时,它也规定了“两个不能”,即不允许你把工作分成几个领域和单独工作,也不允许你把工作分配给每个家庭。

(1981年,一些“一笔总付”的领导人在茅屋前拍了照片。照片/新华社)

“为每个家庭确定生产配额”是一个四个字的表达,曾经打破了无数有识之士的政治生活。那时候仍然很可怕。最后一个话题将不得不等到1982年中央政府发布第一号文件。然而,高级官员的容忍毕竟是不同的。尽管农村改革受挫,但探索并没有停止。

“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容忍农民的积极性,尊重他们的选择。”赵树凯说道。

海外调查浪潮

1978年,中国进行了一次被称为“偿还债务”的密集外交访问。

自尼克松1972年破冰访华以来,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主要国家的领导人相继访华。出于各种原因,中国没有对不同层次进行回访。因此,“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领导人开始有意识地回访。

今年,中国有12位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他们已经访问了51个国家20次。

1978年也是邓小平游客最多的一年。年初,他访问了缅甸和尼泊尔,9月份访问了朝鲜,10月底访问了日本,11月份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次访问的第一手经验,加上其他调查小组的报告,增强了他的紧迫感,使他的改革思路更加清晰。

8月14日至9月1日,华国锋访问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伊朗。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自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以来的首次海外访问,这也将海外调查推向了高潮。

除了外交需要,领导人的一个重要意图是亲眼看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发展到什么程度,并寻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

中国当代历史研究者、《小路之战》的作者肖东连(Xiao Donglian)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77年,制定长期现代化计划的问题被提上日程。引进国外被认为是实现规划目标和寻找资源的重要途径。

1978年,海外检查的目标开始从实施进口项目转向从国外寻求先进的管理经验。今年2月,国家计委在给中央政治局的《经济计划报告要点》中提出,要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出国。

其中,四项检查具有重要地位,即段云率领的港澳经济检查组、李一氓率领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代表团、林胡加率领的中国赴日本经济代表团、顾牧率领的中国政府赴西欧五国代表团。

(1978年6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顾牧参观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炉灶露天煤矿。照片/新华社)

今年最重要的检查是由主管对外贸易的副总理古牧率领的对五个西欧国家的访问。代表团中有七八名部级干部,包括水电部长钱嬴政、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以及20多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领导。5月2日至6月6日,代表团访问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和丹麦,访问了25个城市和80多个机构。

代表团回国后,完成了“欧洲五国访问报告”,并在本文开头介绍了情况。

离开前,邓小平特意和古牧谈了谈。回国后,他详细询问了古牧的访问情况,并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他必须做这件事;其次,他必须下定决心从国外借钱进行建设;第三,他必须争取时间。

华国锋不仅重视代表团带回的信息,而且非常兴奋。根据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消息,华国锋在7月6日找到了他,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凌晨1点多。”他反复问:耀邦,你认为你能加快步伐,让我们的国家迅速繁荣富强吗?用他的话说,它是“欣欣向荣的”。"华国锋提议继续出国留学. "不仅部长、副主席、副总理、党委书记,还有一些厂长要出国考察。今年下半年我也会出国。他还说,应该号召高级干部学习一些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

引进外资

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到引进外资,这是1978年前后最值得注意的突破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共从苏联获得26亿美元贷款。1964年还清苏联债务后,中国成为一个以“既没有外债也没有内债”为荣的国家。在此期间,只有两种利用外资的方式:通过中国金融机构吸收外国存款和延期支付。此外,禁止其他用途。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1978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5.57亿美元。从哪里筹集建设资金?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提高国内资本积累率,另一个是引进外资。当时,国内积累已经达到极限。累积率在30%以上,只能减少,不能增加。

此时,从国外“借钱建房”的新理念即将问世。

谷牧的访问带回了许多西欧国家急于解决资金过剩问题的信息。西德黑塞州副州长克里说,200亿美元可以存入我们的银行供我们使用。宴会上,北魏总督屈原提议,如果他愿意接受50亿美元,可以立即解决。接受200亿美元可以在宴会后一小时内结算。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派出代表团回国后,前往北京讨论提供25亿美元存款的事宜。

邓小平在与胡乔木等人的会谈中说,当前的国际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办法拿出他们的资金,愿意借给我们,但我们不这样做,“非常愚蠢”。

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说:“一种方法是让外国稍微利用一下它。翻身有什么不好?另一种方法是以虚假的“左”的名义求助于自力更生,并且在50年内不能翻身。哪个更好?中央政府准备采取大规模的政策出台。”

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念要求国家计委拿出一份要引进的新技术清单。国家计委进行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各方提出的扩大技术进口的想法需要1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国家计委初步制定了850亿美元的计划。7月11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任军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做了报告。

华国锋肯定了这一观点,说提出“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多做实事,加快步伐”也符合理解的规律。

李先念提醒我们要注意国民经济的平衡。他说:“我怀疑我能否借500亿美元?如果我们不能偿还500亿英镑的外债,国际社会对我们的看法将会改变。500亿美元不是一次性使用的。我想先借200亿美元。我想借一些,还一些。我想用一些,把它卷起来。差不多一样。”

尽管有这些担忧,高级官员还是决定进一步扩大引进规模。9月9日,在国务院务虚会结束时,李先念宣布,未来十年的进口规模可以增加到800亿美元。

肖东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和李先念在内,都有一种“夺回失去的时间”的普遍心态。因此,国务院的撤退在发展速度和引进成套设备方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热情。

12月15日,外经贸部部长李强宣布中国对香港的对外投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他说,中国可以接受商业贷款和政府间贷款。"我们基本上可以做国际贸易中的惯例."

扩大企业自主权

关于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话题,从上到下,最初的重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10月底至12月初,国家经济委员会组织了另一个代表团访问日本。袁包华、邓立群、马霍、孙尚清、吴家骏等代表团表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从理论上提出,没有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生产,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代表团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发展商品经济和企业改革的问题。

李先念支持这份报告。他说:“要搞好经济,首先,企业要做好工作,扩大自主权。”

1978年8月,四川省委一秘和华国锋一起访问南斯拉夫。在回来的路上,他向华国锋提议四川改革应该迈出第一步。一是给予农民,特别是盆地周围山区的贫困农民决定自己生产的权利。二是赋予国有企业分配权力,以激发其活力,提高其经济效益。华国锋同意让四川先进行改革。

同年10月,四川省委从不同行业中挑选了6家有代表性的企业,率先开展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项目,计划完成后允许少量利润留作企业资金,并允许员工支付少量奖金。经过三个月的试验和讨论,四川省委于次年2月制定了《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以下简称《第十四条》),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后来,云南省和广西柳州市也效仿了四川省的做法。

国家经贸委支持了这些地方的试点项目,经过调查,形成了《扩权十条规则》。然而,财政部担心权力的扩张和利润的转移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与国家经委有所不同。在1979年7月举行的全国劳动和社会交流大会上,云南省代表用数据表明,权力扩张不仅不影响财政收入,而且增加了收入,最终说服财政部代表就权力扩张改革达成共识。

袁包华说,从深层次来看,企业权力的扩张就是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最终找到这样一个突破口,这实际上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开端。

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突破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

会议最初有三个主要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两个文件;讨论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在宣布议程时,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议用两三天时间讨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金财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事实上,正是邓小平在1978年9月视察东北地区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及时结束揭露和批评“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向四化的思想。

但在11月12日,陈云在小组讨论中的讲话“爆发”,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陈云提出了改造薄一波、陶铸、王鹤寿、彭怀德等61名所谓汉奸的问题,以及其他几个敏感而重要的问题。他的演讲在简报中发表后,在所有团体中引起强烈反响。

目睹了这次会议的于光远回忆说,这次会议还有另一个特点。讨论真相标准问题的两个阵营的主要人物都出席了会议。30天来,分组会议几乎每天都直接和间接地讨论这个问题。演讲坦率而尖锐,不含糊,不遮头也不露尾。汪东兴等人也在名单上,这在学术讨论中很难指出。这导致了1978年一场彻底而深刻的全国性讨论。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由于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在闭幕式上重新起草了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了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说,目前关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是关于是否解放思想的辩论。这不仅是思想路线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华国锋也在闭幕会议上发言。在他的演讲中,他承担了责任并进行自我批评,认为“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每个人的思想。当时,他没有足够仔细地考虑这两个字。

此外,他还谈到了集体领导的问题。他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请示时,文件不要由中国主席或党中央领导,而要由党中央领导。中央党、政府和军事当局也希望这样做,更不用说“英明的领导人”或“同志”。

(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委员举手表决通过公报。照片/新华社)

12月18日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

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邓鹰巢、胡耀邦和王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黄克诚、宋任琼、胡乔木、Xi中训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委员。

全会结束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口号停止使用,“两个凡是”的政策被彻底否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向经济建设。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已经正式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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